“团结就是力量!”这句响彻云霄的口号,早已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血脉。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帝国,翻阅那些泛黄的军旅档案时,一个令人拍案称奇的“巧合”跃然纸上:在唐朝的军事编制中,赫然存在着名为“团结兵”和“健儿”的特殊兵种!
这名字,与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团结就是力量”和形容体魄强健、英勇善战的“健儿”,竟如此高度契合!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其中蕴含着某种深意?
事实上,“团结兵”与“健儿”,是唐代与府兵制并行的、具有独特功能与组织逻辑的重要军事力量,深刻反映了唐朝应对时代挑战的军事智慧。
展开剩余93%唐代的兵员构成
说到唐代的兵制,可能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是“府兵制”。
唐代前期的府兵制度是典型的重视身份性兵役制度。府兵包括内府与外府两个部分。内府府兵包括“亲卫”“勋卫”“翊卫”,总称为“三卫”,遴选对象明确规定是官僚子弟;外府府兵总称为“卫士”,主要的选拔标准则瞄准下层官吏和殷实多丁之家。
在此时期,选拔府兵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也就是说家境富裕、身体强壮、丁口多寡是挑选府兵的三个因素序列。经济条件很重要,因为当兵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国家尽义务,需要花钱买武器,没有较好的家庭条件不行。在此种情形下,民众服兵役大多并非源于经济因素,而是为了获取勋赏。建功立业乃唐代前期众多知识分子的憧憬与追求,“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而在府兵之外,唐代还有结构复杂的军事体系——朝廷会广泛征调“兵募”(临时征发的义务兵)、征发“丁防”(承担特定徭役的丁壮)、吸纳骁勇善战的“蕃兵”(少数民族部族武装),以及“健儿”与“团结兵”。
唐,绿釉水丞。来源/故宫博物院
在开元天宝盛世时期,健儿与团结兵主要活跃于帝国的边疆地带,是构成“边军”的重要力量。他们与内地的府兵、轮番戍守的兵募等,共同编织起大唐辽阔疆域的防御网络。
安史之乱的烽火,深刻改变了唐朝的军事格局。府兵制名存实亡后,中央依靠重建的禁军(如神策军)维系权威。而在地方上,除了一些特殊的藩镇牙兵,唐廷掌控的军队大体被归为两大类:一类是长期服役、职业化程度更高的“健儿”;另一类则是更侧重地方防卫、由州县组织训练的“团练”或“团结”(两者概念在后期常互通)。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影视剧《九重紫》
由此可见,“健儿”与“团结(兵)”是贯穿盛唐至中晚唐、具有特定功能和演变轨迹的关键兵种。那么,他们究竟从何而来?如何组织?战斗力几何?在帝国兴衰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长征健儿”:大唐边军的职业精锐
唐初府兵“战时为兵,闲时务农”的模式,在长期边防压力下逐渐瓦解。戍边周期延长、自备装备负担沉重,导致: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新唐书·兵志》)
尤其是西北、东北边疆常年紧张对峙,临时征发的府兵难以应对,兵源枯竭危机凸显。
为填补边防真空,朝廷转向招募职业化军队。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建议招募京兆等州府兵及白丁组建“长从宿卫”,次年改称彍骑。至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正式下诏:
“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於)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於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
该诏令明确要求健儿长期甚至终身驻守边疆,彻底改变府兵轮番更代的旧制,形成职业军队。而且兵源不限于农户,扩展至现有军人、无籍流民,将社会游离人口转化为边防力量。通过法定年度供给(超越常规待遇)和授予田宅,使健儿扎根边疆,兼具“以兵代赈”稳定流民的作用。
国历君自制唐玄宗表情包。底图来源/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
此敕令标志着唐代边防从府兵轮戍制向职业募兵制的彻底转型。长征健儿以终身职业化、经济优待制度化、兵源开放化、中央监管定额化为特征,成为唐玄宗时代开疆拓土的有效力量,但也埋下节度使坐大的隐患。
我们先来看一首古诗——李颀的《古意》。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我们可以从这首诗大概了解一下唐代长征健儿的面貌。他们作为终身戍边的职业军人:少年从军,在苦寒边塞淬炼成钢;马背争锋、刀口舔血,练就一身搏命本领。他们的战斗力令人胆寒,胡须如猬刺般怒张,凶悍如猛兽;战场之上“杀人莫敢前”,敌人望风披靡。
那么,唐代开天之际的健儿是些什么人呢?《唐六典》卷五《兵部尚书》的健儿条注云“旧健儿在军,皆有年限,更往来”,开元二十五年改“置兵防健儿”,使其“长住边军”。“健”字直指其体格与战力标准。长期服役带来的专业化训练与实战经验使得长征健儿得以成为大唐边军的精锐。
唐,狩猎出行图。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安史之乱以后,健儿制再次发生重要变化,健儿完全变成职业雇佣军,衣食费用,由国家统给。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定制“其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健儿在唐朝后期更多地称为官健,《资治通鉴》卷大历十二年五月条:
“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
健儿的装备与待遇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不再需要自备武器和粮草,而是由朝廷统一配发。根据唐代军事典籍(如《太白阴经》)及文书证据,核心装备包括横刀、佩刀、长矛、陌刀等近战利器,弓与箭、弩等远程作战武器,还有铠甲、头盔等防护装备。这种制度上的改进,不仅减轻了士兵个人及家庭的负担,还提高了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朝廷通过提供精良的装备、稳定的军饷以及定期的补给,确保健儿能够专注于训练与戍边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健儿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朝廷还在边疆地区为他们分配土地,并允许携带家眷定居。据《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记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曾颁布过一道具有重要意义的敕文:
“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任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忧复;其家口愿同去者,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
国历君自制士兵表情包。底图来源/影视剧《长安的荔枝》
这种待遇相当丰厚,除田地外还赏赐屋宅,以供边防军人及其家属长久居住。这些政策使得健儿逐渐成为边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完成军事职责的同时,也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总之,唐代前期的健儿以及开元年间出现的长征健儿,在唐代后期一般叫长行健儿,或简称为长行。这种名称演变的背后是军队征集和动员体制上的重大改变,即从特定时间或特定地区征募有专业训练的士兵变成向社会普遍招募职业化的士兵。
唐,陶画彩铠甲武士俑。来源/故宫博物院
当然,职业化军队的发展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由于健儿长期驻扎在边疆,与当地节度使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导致部分节度使利用健儿扩充势力,甚至形成割据局面。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削弱,地方藩镇权力膨胀,健儿往往直接听命于节度使而非中央政府。这种情况加剧了唐朝后期的政治分裂,也为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埋下了伏笔。尽管如此,在盛唐时期,长征健儿作为大唐边军的核心力量,可以说是帝国军事体系中代表战斗力的一环,他们的存在为大唐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团结兵”:地方性的辅助力量
唐代团结兵的出现,源于军事制度的弹性需求。在府兵、兵募等正规军之外,面对地方治安维稳、小规模征讨、边军补充及临时差役等任务,朝廷需避免过度抽调导致影响农时和正规军战力。武则天时期,战争频发导致府兵与兵募不足,团结兵在河南、河北及关内等地率先设置。开元天宝年间,随着边疆压力增大,这种“因地设防、因需征发”的模式逐渐制度化,成为应对区域性危机的关键力量。
团结兵本质是地方征发的民丁(主要选自土户),不离乡土、不长期脱离生产。如《唐六典》载关内团结兵:
“凡关内团结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华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选户殷丁赡,身材强壮者充之,免其征赋,仍许在家常习弓矢,每年差使依时就试)”
农闲训练,战时征调。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团结兵的选拔标准的相关信息:家境比较殷实、劳动力充足的家庭中,挑选身体健壮的成年男子来充当团结兵。朝廷会免除这些被选者家庭的赋税和徭役,作为服役的报酬。这些团结兵平时不需要集中住在军营,允许并要求他们在自己家里经常练习弓箭等武艺。官府每年会派遣官员,在固定时间召集他们进行集中考核,检验训练成果。
“团结”二字非现代意义的协作,而是军事编制术语,指将分散民丁按临战需求结聚成军。《册府元龟》开元十五年(727)制书详载陇右、河西“纠合诸军,团结劲卒”的过程,强调“首尾相卫”的阵型训练。这类军队亦称“团练兵”“土团”或“子弟兵”,如剑南五州“镇防团结兵”由刺史统押,敦煌差科簿中的“土镇兵”实为本地团结兵。
唐,嵌金铁马镫,来源/首都博物馆
唐人在如下两层含义上使用团结或团练:一是把不是兵士的民丁编组成军;二是对在役军士进行团伍教习。说兵募、防丁也包括在团结兵的范围之内,不仅仅因为它们符合第一条,即由不同来源的民丁编组成军,而且还因为他们在役时仍然有一个“团伍教练”的过程。所谓“团伍教练”就是对处于行军状态的兵士按临阵要求进行军事训练的过程。它是使平时处于营田、屯田等役事中的防丁、屯丁、兵募等从分散状态进入战备状态的一项组织措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一部分边兵被称作“团兵”“团练兵”或“团结兵”。
唐代前期团结兵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它有着多样性的特点:
一种是农忙归农,农闲训练,缓则为农,急则为兵的团结兵,上文提到的唐六典记载的关内等团结兵即属此类。王维有一首名为《观猎》的诗。诗中“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描绘了农闲时节(冬季)的狩猎场景,暗合团结兵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的习俗。“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则体现了士兵从农耕到军事行动的快速转换。
另一种是防秋御敌的边军中的团结兵,他们按理是春夏归农,秋冬追集,一年一代,但实际上却往往一再延留。然而“人丁戍边者”的民丁身分仍然存在。杜甫《兵车行》(约作于天宝年间)虽然主要批判的是开边战争中的征人(府兵或募兵),但其描绘的“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以及“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的悲惨境遇,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包括防秋团结兵在内的戍边百姓被长期征发、役期无望、形同鸡犬的普遍现实。防秋团结兵正是这苦难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历君自制杜甫表情包。底图来源/纪录片《大唐诗人传》
还有一种是为应付某种突发事件而建立的团结兵,譬如武则天令山东建武骑团兵。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因不满唐朝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翙(huì)的欺压,起兵反唐。契丹军迅速攻陷营州,斩杀赵文翙。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急切的军事动员措施,其中就包括“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随着契丹叛乱在次年(697)被基本平定,这批临时组建的“武骑团兵”理论上应解散归农。其存在时间相对短暂,服务于特定军事目标。
由于唐代前期兵制的特点之一是基本上没有职业兵,团结兵的定义是从军队的组建方式着眼的。兵募、防丁、屯丁无论如何不同,均来自民丁,把他们抽调在一起组建成军,要有一个团结(按军队作战方式编队)、训练的过程,由于这样组建的军队不同于长驻边军的健儿,也不同于在军府中的府兵,所以只有健儿和府兵(后以彍骑代之)不用“团结”二字,其余边军都可以称团结兵。可以这样说,安史之乱前缘边镇兵除了健儿之外,其他兵员都是团结民丁组成,都可称为团结兵。
与上文提到的府兵和健儿此类具有特定身份的兵员不同,团结兵是非身份性的,是就组建方式而言的。凡是从“非兵”到“兵”的过程,皆通过团结、团练的方式来进行。
大体有两种团结兵员的形式:一是参加“征行”的团结兵,比如兵募就是此类。兵募其实是“募兵”一词的名词化表述,是为了某次特定的军事行动而组建的军队。他们被“团结”起来以那些强干的勋官或者有经验的勇健男子为军,将到边疆去参加战斗或者防守,一般完成任务后就返回家乡。另外一类是“镇防”的团结兵,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家乡被组织起来,保卫某些特定的边州或要害之地。但是他们并不是地方军队,仍然是朝廷委任地方官训练的队伍,就像边兵往往由边州都督和刺史统领一样。这两部分军队都称为“团结”,它们与后来的彍骑、健儿在天宝时共有57万余人。这样一来唐代前期兵员中,除府兵之外就是健儿和团结,与唐代后期的官健和团结就成为前后相承的制度了。
从武则天时在山东设立“武骑团”这类早期的国家定额管理的地方后备武装(团结兵),再到安史之乱后地方武装性质蜕变,最终演变为唐末地方临时征募且未入国家兵籍的“乡兵”与“土团”,以“团结兵”为起点的这种地方军事组织形式,贯穿并深刻反映了唐代军事制度从中央集权控制走向地方化、私人化的剧烈变迁。
唐,陶骑马男俑。来源/故宫博物院
综上,在唐朝,“健儿”接近“精锐常备军”,他们是职业军人,训练、装备、作战经验俱佳,承担主要作战任务,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支柱,可视为当时条件下的“精锐野战军”。而“团结兵”是“地方预备役”,他们是辅助力量,非职业化,战斗力有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
“团结就是力量”在唐朝的真义
唐朝的“团结”与“健儿”,其力量的真谛,与现代口号“团结就是力量”的字面含义是有差异的。
驱动大唐军事机器,尤其是开元天宝年间开疆拓土伟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什么?也许答案在于强大而高效的国家组织与军事制。
唐朝军事真正的力量源泉来自于组织与制度。其中,“健儿”的力量源于国家层面的强力组织(募兵制)、充足的资源投入(田宅、免赋)、职业化训练和明确的赏罚激励机制(军功)。这是国家意志“组织起来的力量”。而“团结兵”的有限力量则来自于地方行政体系(州府)的动员能力,将分散的丁壮临时组织起来应对地方性任务,体现了地方治理的“组织力”。
唐银军持。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回望盛唐,尤其是玄宗开边拓土的辉煌,其军事力量的根基,绝非仅靠将士个体的勇武或字面理解的“团结”。真正的力量,深深植根于高效的国家军事组织制度(募兵制):它塑造了职业化、精锐化的核心力量——健儿。此外,强大的资源动员与行政组织能力也能确保在需要时,将地方丁壮“团结”起来,形成辅助力量——团结兵。
综上,唐朝军事强盛时期(尤其是玄宗开边)的真正力量,体现在其高效的国家军事组织制度(募兵制塑造“健儿”)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包括组织“团结兵”)上。“力量”的关键在于系统性的组织与制度保障,而非单纯依靠个体勇武或字面意义的“团结”。这或许是对“团结就是力量”在古代军事语境下更深层的解读——组织力就是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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